J.P.Morgan拆解2026中期選舉：政治會放大波動，但美股真正交易的是利率和基本面

原文標題： 2026 Midterm Elections
機構： J.P. Morgan Asset Management / Market Insights
數據截至： 2026 年 9 月 18 日

編者按：隨著 2026 年美國中期選舉臨近，市場討論正在從「共和黨能否守住國會」轉向「選舉結果究竟會改變什麼」。截至 9 月中旬，共和黨在參眾兩院的多數優勢都較為有限，國會重新回到分立政府的可能性，使財政、關稅、監管和總統任命重新成為資產定價中的政治變數。報告但當"選舉帶來不確定性"已經成為共識，一個更底層的問題開始浮現：政治變化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獨立決定市場方向，又有多少所謂的"選舉行情"，其實只是經濟周期、利率和企業盈利變化的結果？

J.P. Morgan Asset Management 在 9 月發布的《2026 Midterm Elections》中，從選舉格局、政策影響和歷史市場表現三個層面重新拆解了這一問題，核心數據截至 2026 年 9 月 18 日。與其說這是一份中期選舉預測，不如說它試圖回答一個更適合投資者的問題：選舉如何通過政策傳導，最終進入資產價格。

在這套報告中，J.P. Morgan 真正做的，是將「中期選舉會不會影響美股」拆解為一組更底層的結構性問題：國會控制權是否足以改變財政和監管路徑？歷史上的中期選舉弱勢究竟來自政治不確定性，還是同期宏觀衝擊？以及，當政治風險最終消退時，真正決定市場能否繼續上漲的變數是什麼？

第一，是政治影響市場的方式正在從"黨派標籤"回到"政策傳導"。過去，投資者很容易直接比較不同黨派、不同國會組合下的股市回報；但 J.P. Morgan 提醒，這類統計很難解釋因果。2026 年更值得關注的是，如果出現分立政府，財政擴張可能受到更多約束，政府停擺和債務上限談判風險可能上升；但在關稅等總統擁有較大行政權限的領域，國會變化未必意味著政策同步轉向。AI 監管同樣如此，兩黨政策重點存在差異，但這些差異只有真正改變企業成本、投資和盈利預期之後，才會進入市場定價。

第二，是報告報告"中期選舉年表現更差"並不等於"選舉導致市場下跌"報告報告。1937 年以來，中期選舉年標普 500 平均總回報約為 9.2%，低於非中期選舉年的 13.3%，波動率也更高；但 2018 年和 2022 年的明顯回撤同時發生在美聯儲收緊周期，2002 年則處於科技泡沫破裂後的調整階段。J.P. Morgan 因此強調，理解這些年份時，經濟背景比政治背景更重要。報告這意味著，歷史數據可以說明選舉期間市場更容易波動，卻不足以建立一條穩定的"選舉---漲跌"因果鏈。

第三，是市場交易的並不只是選舉結果，而是不確定性本身的消退。1982---2022 年的歷史數據顯示，中期選舉年前三季度平均回報略為負值，第四季度則平均上漲 6.6%；更重要的是，市場平均改善往往在投票日前不到一個月就已經開始。這意味著，選舉後的行情不能簡單理解為"結果落地後的方向交易"，更接近於多種政策情景逐漸收斂之後，風險溢價重新定價。

第四，是2026 年真正壓在選舉之上的，仍然是宏觀周期。J.P. Morgan 將通脹、利率、財政赤字和關稅放進同一套分析框架，本質上是在提醒投資者：即使國會版圖發生變化，只要增長、貨幣政策、企業盈利和估值這些變數沒有同步改變，大盤的定價邏輯也未必隨之重寫。其另一篇針對中期選舉的市場分析同樣指出，貨幣政策、勞動力市場、企業利潤與估值，比政府由何種黨派組合控制更能解釋未來回報。

如果將這套報告壓縮為一個判斷，那就是：中期選舉可以製造波動，也可以改變部分政策約束，但它並不是一個獨立於經濟周期之外的投資邏輯。真正需要觀察的，是選舉之後財政、貿易和監管是否發生足夠大的變化，並進一步傳導至通脹、利率、增長和企業盈利。

在這個意義上，本文討論的對象已經不只是 2026 年美國中期選舉，而是一個更普遍的市場問題：當政治事件成為頭條時，投資者真正需要識別的，是事件本身，還是事件背後能夠改變基本面的傳導機制。

以下為原文內容（為便於閱讀理解，原內容有所整編）：

美國中期選舉往往是金融市場最容易被政治敘事吸引的時間點之一。

哪一黨會拿下眾議院？參議院會不會易手？如果出現分立政府，財政刺激是不是會減弱？監管又會不會突然轉向？

這些問題當然會影響政策，但 J.P. Morgan 在最新的《2026 Midterm Elections》中試圖強調另一件事：歷史上，投資者往往高估了"誰控制國會"對市場長期回報的解釋力。

這套報告依次討論了 2026 年選舉格局、不同國會組合下的政策變化，以及歷屆中期選舉前後美股的表現。最終落腳點卻不是政治，而是一個更傳統的資產定價框架------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經濟增長、就業、企業盈利和估值，通常比黨派組合更重要。

兩院都很接近，但市場真正關心的是政策能否改變

從選舉本身看，2026 年確實存在較大的國會重組空間。

J.P. Morgan 的統計顯示，截至 9 月 18 日，參議院由 53 名共和黨議員、45 名民主黨議員以及兩名與民主黨黨團共同投票的獨立議員組成，民主黨若要取得控制權需要淨增 4 席；眾議院多數優勢同樣很窄。

但這套報告沒有把"國會易手"直接等同於"市場邏輯反轉"。而是關注國會版圖變化以後，哪些政策會受到約束，哪些政策仍然可以繼續推進。

以財政為例，J.P. Morgan 認為，如果出現分立政府，進一步擴大財政赤字的空間可能受到更多限制；與此同時，2027 年政府停擺以及 2027 年末至 2028 年初的債務上限談判，可能重新成為市場風險點。相反，如果共和黨繼續控制國會，新的預算協調法案仍可能涉及國防、住房和醫療等領域。

這說明，選舉對市場的影響不是"哪一黨勝出→股市上漲或下跌"的簡單鏈條，而是要經過政策，再傳導到赤字、增長、通脹和利率。

財政可能受國會約束，但關稅和監管不完全取決於國會

這種區別在貿易政策上尤其明顯。

J.P. Morgan 指出，在分立政府情景下，總統仍擁有較大的行政權限，因此貿易政策不一定會隨著國會控制權變化而明顯收縮。報告提到，新一輪 Section 301 關稅以及 USMCA 相關討論已經重新進入政策視野；截至 9 月 18 日，美國消費品進口的實際平均關稅率約為 10.6%。

換句話說，國會變化可能明顯影響財政立法，卻未必同等程度地限制關稅政策。

監管則可能表現出更直接的政策差異。J.P. Morgan 在 AI 一欄中，將共和黨政策方向概括為更輕的監管、強調全球競爭力與國家安全；民主黨相關政策則更多強調消費者保護、勞動權益、隱私和虛假信息治理。需要強調的是，這裡描述的是 J.P. Morgan 對兩種政府配置下政策方向的歸納，並不意味著具體法規一定會按這一框架落地。

因此，從資產定價角度看，真正重要的不是政治標籤本身，而是這些政策差異最後是否足以改變企業成本、投資計劃、利潤率和宏觀通脹。

中期選舉年確實更弱，但「選舉導致下跌」並不成立

歷史數據看起來很容易讓人產生一種印象：中期選舉對美股不利。

J.P. Morgan 統計顯示，自 1937 年以來，標普 500 在中期選舉年的平均總回報為 9.2%，低於非中期選舉年的 13.3%；中期選舉年的平均實際波動率也更高。

但平均數掩蓋了一個關鍵問題：中期選舉年往往同時發生其他更重要的宏觀事件。

2018 年標普 500 全年總回報約為 -4.4%，2022 年約為 -18.1%。兩年恰好都是中期選舉年，但 J.P. Morgan 將市場壓力主要與當時的美聯儲貨幣緊縮聯繫起來。2002 年同樣是表現較差的中期選舉年，當時市場仍在消化互聯網泡沫破裂。

所以，把這些年份簡單歸納成"因為中期選舉，所以股市表現不好"，實際上混淆了相關性和因果關係。

這也是 J.P. Morgan 整套報告反復強調的一點：理解歷史市場回報時，經濟環境通常比政治環境更有解釋力。

真正明顯的季節性，是前三季度偏弱、四季度回升

如果一定要從歷史中尋找中期選舉年的共同特徵，更清晰的規律反而出現在年內節奏上。

J.P. Morgan 對 1982---2022 年中期選舉周期的統計顯示，標普 500 在中期選舉年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季度平均價格回報分別約為 -0.5%、-0.6% 和 -0.1%，第四季度則升至 +6.6%。其對選舉日前後 100 個交易日的統計還顯示，歷史上的市場改善往往不是從投票結束當天才開始，而是在選舉日前不到一個月就已經出現。

J.P. Morgan 將這一現象解釋為"不確定性的消退"：選舉前，市場需要同時給多個政策情景定價；隨著投票日臨近，可能的政策路徑逐漸收窄，選舉這一不確定性來源隨之下降。

但這依然只能被理解為歷史統計，而不能直接外推為 2026 年的市場預測。

2002 年就是明顯的反例。當時即使中期選舉結束，科技泡沫破裂帶來的基本面壓力仍然壓過了"政治不確定性消失"這一因素。也就是說，選舉可以結束政治上的未知，但無法結束經濟周期本身。

2026年真正需要盯住的，還是通脹和利率

這一框架放到今年尤其明顯。

8 月美國 CPI 同比上漲 3.4%，核心 CPI 同比 2.4%；其中汽油價格環比上漲 3.9%，貢獻了當月整體 CPI 漲幅的三分之一以上。J.P. Morgan 的報告因此把能源價格、居民負擔能力和通脹重新列為當前宏觀環境的重要變數。

隨後，美聯儲在 9 月會議上加息 25 個基點至 3.75%---4.00%。最新經濟預測中，FOMC 對 2026 年末聯邦基金利率的中位數預測為 4.1%，同時預計全年 PCE 通脹為 3.7%、核心 PCE 為 3.4%。

J.P. Morgan 在 9 月 18 日的數據中也指出，當時市場已經開始計入年內再次加息的可能性。

這使得 2026 年中期選舉所處的市場環境，與單純的"選舉交易"明顯不同：一邊是國會控制權帶來的財政、貿易和監管路徑變化，另一邊則是已經發生的通脹和貨幣政策重新定價。

後者能夠直接改變無風險利率、估值折現率和企業融資成本，因此對大盤的影響路徑更直接。

這或許也是 J.P. Morgan 這套 22 頁報告最值得保留的結論：中期選舉可能製造額外波動，但政治本身不是獨立的資產定價框架。只有當選舉結果進一步改變財政、貿易、監管，並最終影響通脹、利率、增長或企業盈利時，它才真正成為市場變數。

因此，接下來驗證這套邏輯，更值得觀察的不是單一民調或席位變化，而是能源價格和通脹能否回落、美聯儲的加息路徑是否繼續上修、選舉後的財政空間如何變化，以及關稅與監管政策是否真正進入企業盈利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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