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預測市場仍在灰色地帶，監管架構全面缺位

西方已有路徑，亞洲既不認衍生品也不認賭博。

撰文：@ryanyoon_eth（Tiger Research）

編譯：AididiaoJP，Foresight News

核心要點

亞洲市場缺乏對預測市場進行分類所需的監管架構，迫使監管機構只能把它們留在灰色地帶。

西方司法管轄區則借助現有框架------美國用衍生品監管，英國用博彩法------為運營商開闢清晰的進入路徑，並建立起監管監督。

亞洲缺少框架並不壓制市場活動，離岸平台已有可觀流動性流入，但無法收稅，也談不上消費者保護。

要建立監管基礎，必須先經過公開討論，決定預測市場該被當作衍生品、賭博，還是全新的第三類。

定義與分類的重要性

預測市場作為信息平台具有價值，但法律從未在它與賭博之間劃出清晰界限。

這就引出一個問題：法律如何定義賭博，尤其是投注。

英國《2005 年賭博法》第 9 條對投注標的給出了寬泛定義，一旦涉及貨幣價值，相關活動就落入賭博監管範圍：

• 一場比賽、競賽或其他事件或過程的結果；
• 某事發生或不發生的可能性；
• 某事是否屬實。

按此法律定義，預測市場把經濟價值附著在特定事件結果或事實判定上，因此與賭博的核心要素------投注------在結構上高度重合。

監管辯論的核心最終落在定義問題上：是 1）把預測市場納入傳統賭博監管框架，2）重新歸類到衍生品等金融架構下，還是 3）通過單獨立法確立為獨立類別。

西方：制度路徑如何帶來不同結果

與亞洲相比，西方司法管轄區對預測市場態度更寬鬆，但這並非源於文化上對賭博的容忍，而是因為有制度架構可以繞開與賭博法的直接對抗。主要路徑如下：

• 美國：把預測市場歸類為《商品交易法》下的衍生品（互換），納入現有註冊框架。
• 英國：通過通用的「投注中介」許可制度予以容納。
• 歐盟：一旦合約被認定為金融工具，就適用二元期權禁令；若避開這一分類，又會撞上嚴格的國家賭博法。

一貫模式是：只有那些擁有獨立於賭博法規的替代監管框架（衍生品法或靈活許可制度）的司法管轄區，才可能實現制度吸納。

美國：擴展衍生品定義

美國不是通過認可「賭博」框架來容納預測市場，而是有目的地運用《商品交易法》（CEA）現有的合約結構。

《2000 年商品期貨現代化法》（CFMA）：通過「排除商品」的開放式定義奠定基礎，允許選舉結果、天氣事件等非金融變量與原油等傳統商品並列分類。

《2010 年多德 - 弗蘭克法》：賦予 CFTC 兩項關鍵權力：

• 對事件合約的專屬聯邦管轄權；
• 根據規則 40.11 禁止與恐怖主義、暗殺、戰爭和博彩相關的個別合約。

這兩部法律都不是為預測市場設計的，但合在一起，為把這類合約當作金融協議而非賭博提供了法律基礎。它們還確立了 CFTC 作為集中監管對手方，取代了原本支離破碎的逐州遊說過程。

長期積累的法律架構最終形成了以持牌實體為中心的市場秩序。

2020 年 11 月，Kalshi 獲得指定合約市場（DCM）地位，可以向零售投資者銷售廣泛的事件合約。Polymarket 在 2022 年執法行動後，通過 2025 年收購持牌交易所 QCEX，走向合規。

英國：通過通用許可框架吸納

英國沒有把預測市場當作衍生品的延伸，而是視為一種投注形式，用現有的《2005 年賭博法》將其納入監管範圍。三條條款尤為關鍵：

• 第 9 條：對投注的定義足夠寬泛，為預測市場提供了靈活的法律基礎。
• 第 13 條「投注中介」：精準捕捉預測市場的結構特徵------它們匹配用戶之間的合約，而不是自己直接持倉。
• 第 65(4) 條：允許通過部長令調整許可類別，使框架能在不另行立法的情況下吸收新市場模式。

2026 年 2 月，賭博委員會明確表示，預測市場平台屬於「投注中介」類別，必須取得相應許可。這不是一刀切禁止，而是清晰的進入路徑：一邊是無牌運營的嚴厲處罰，一邊是開放的註冊窗口。

儘管框架已建立，主要全球平台對進入英國市場仍持謹慎態度，原因在於它們在美國的訴訟策略。

Kalshi 和 Polymarket 都把大量法律論證押在「預測合約是金融衍生品而非賭博」的立場上。如果在英國取得「投注中介」許可，就等於正式被認定為賭博運營商，會削弱它們在美國正在進行的訴訟中的法律立場。

這讓英國形成了與全球標準不同的市場環境，實際上為本地運營商創造了理想條件。現有博彩交易所 Matchbook 利用投注中介許可，於 2026 年 1 月推出「Matchbook Predictions」；新進入者 Versus 則取得 UKGC 一般投注許可，推出自己的預測市場。

歐洲：金融與賭博監管的雙重封鎖

歐洲大陸的監管格局結合了 MiFID II 下的金融監管與各國賭博法，形成雙層障礙。

任何被認定為金融工具的合約，立刻撞上二元期權禁令。

任何逃脫這一分類的合約，又要面對嚴格的國家賭博定義。

2026 年 7 月，歐洲證券與市場管理局（ESMA）在官方聲明中明確了金融監管維度，指出事件合約的二元賠付結構完全落入二元期權禁令範圍。這實質上關閉了以金融產品形式進入歐洲市場的路徑。

在賭博法下，預測市場同樣處境艱難。法國是最清晰的例子：國家遊戲管理局（ANJ）實施分階段執法升級，最終把預測市場運營定性為非法賭博。

唯一例外是直布羅陀。2026 年 7 月，直布羅陀設計了專門的立法框架------《預測市場條例》，把預測市場定義為獨立的「第三類」。這是創造新路徑而非在現有框架內運作的策略，但直布羅陀不是歐盟成員國，因此無法在歐洲範圍內獲得相互承認。

歐洲的封閉結構並非必然永久。歐盟委員會目前已將預測市場的法律待遇作為《加密資產市場法規》（MiCA）審查過程的正式議題。取決於 2027 年 6 月到期的報告結論，仍有可能轉向新的制度框架來容納預測市場。

亞洲：制度缺位的現狀

亞洲司法管轄區有兩個西方市場不存在的結構性障礙。

國家控制的賭博許可：沒有像英國「投注中介」那樣能容納私營部門創新的通用許可框架。許可權通過國家壟斷結構分配。

金融產品分類的約束：韓國和日本的金融法對標的資產採用封閉的正面清單定義，這使得美國通過「非金融或有事件」概念實現的廣泛重新分類在法律上不可用。

西方案例表明，預測市場能否落地，取決於用哪條路徑定義它------現有金融產品架構還是賭博監管。而亞洲市場面臨的根本約束是：兩套分類系統都無法為這種新商業模式提供制度基礎。

亞洲已有合法博彩市場（日本、韓國、新加坡、香港），因此任何以情感抵觸或文化特殊性為由否定市場的觀點，都與實際情況相去甚遠。

核心問題不是市場是否被社會接受，而是如何設計監管基礎來容納這種新市場模式。

韓國：架構缺位，刑事執法成默認

韓國國內關於預測市場的討論，尚未進入辯論其法律地位或社會價值的階段。現有監管框架默認將其視為投機產品，實質性討論還沒開始就被切斷。

相關法條已與預測市場的運作方式衝突。《關於投機行為規制與處罰的特別法》覆蓋「有獎業務」，定義為通過正確預測特定事件結果來分配金錢或財產的業務。這在結構上與預測市場相似。

法律問題尚未完全解決。有獎業務法預設的是賭場式結構，由運營商直接控制資金池。而 Polymarket 等現代平台採用匹配架構，運營商只促成用戶之間的合約，並不直接持有資金。目前尚無司法解釋說明這種結構差異在現有法條下如何處理。

金融監管路徑同樣關閉。《資本市場法》對標的資產採用正面清單。金融指標被覆蓋，但沒有明確依據把選舉結果等非金融變量歸類為衍生品。

況且博彩業務經營權本就保留給國家壟斷實體，私營平台也無法通過這一渠道進入市場。

日本：精巧變通與非正式實踐的局限

日本的預測市場走的是監管變通而非制度吸納的路徑。

本地平台採用的方法類似彈珠機行業起源的「三店制」------在運營過程中物理切斷直接現金流。

平台運營商：平台禁止直接現金存款，轉而採用基於看廣告等活動的免費獎勵模式。同時取消平台內任何現金兌換功能，從而移除賭博定義中的「通過財產獲利或損失」要素。

獎勵發行方：獨立於平台的第三方為成功預測發放獎勵（如禮品券）。把平台運營商與發行實體分開，消除了運營商成為獎勵與現金交換直接當事人的法律風險。

外部兌現市場：平台外的點對點轉賬市場和關聯商戶，構成獎勵實際消費或兌換成現金的生態。因為運營平台不參與這一分發過程，結構保持獨立，避免觸及賭博罪的法律要件。

這最終是一種在監管灰色地帶湧現的非正式商業實踐，而非建立在堅實法律基礎上的結構。全球平台要麼被擋在日本市場之外，要麼通過加密貨幣交易所在嚴格限制下運營。日本政策討論的實質水平與韓國並無太大不同。

亞洲市場正在放棄什麼

亞洲制度架構的缺位並不意味著市場不存在。與韓國 2026 年 6 月地方選舉相關的預測市場，已有超過 5200 萬美元（約 728 億韓元）的流動性流入，表明即使用戶沒有國內監管框架，參與離岸平台的規模也已跨過有意義的門檻。這些交易落在稅收體系之外，沒有消費者保護機制，市場完整性監督也不可能。

監管機構有三種可選回應：

• 延伸現有刑事法條施加制裁（當前韓國做法）。
• 用技術手段全面封鎖平台訪問（新加坡模式）。
• 把預測市場納入監管範圍，同時捕獲稅收和監督權。

只有第三種選項能精準實現收稅、消費者保護和市場透明等實際監管目標。

全球預測市場年交易量預計在 2026 年超過 2000 億美元。保守假設韓國國內用戶占其中 1%，則任一亞洲市場可歸因的交易量將達到 20 億美元。根據採用的稅收模式，每年可產生約 400 萬至 4320 萬美元的新增稅收。

更重要的不是這些數字本身的大小。沒有監管容納，這些交易不會消失，只會繼續在無監管環境中進行。監管機構既放棄稅收和監督權，又繼續承擔行政和刑事執法成本。

重新框定預測市場的監管思路

如前所述，預測市場的制度容納取決於用哪套現有監管架構（賭博或金融產品）來定義它們。

賭博監管框架：這條路徑適應亞洲現有的國家批准投機活動模式，如體育博彩池或綜合度假村賭場。它與國家壟斷結構一致，可通過公共資金理由正當化，但在容納私營平台商業模式上有固有局限。

衍生品監管框架：這是操作上最可行、法律摩擦最小的路徑。需要微調金融產品定義，借鑒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FIEA）接受非金融變量的先例，或韓國《資本市場法》中「經濟風險」的表述。這種方法既避免與現有國家賭博壟斷直接衝突，又可通過限制合格標的為公開可驗證的統計變量，提前化解對投機和市場操縱的擔憂。

創建獨立第三類：像直布羅陀那樣設計專門立法框架。它允許最精確的監管校準，但立法和政治成本最高，因為沒有先例。

需要注意的是，這是長期制度工程，而非近期結果。在許多亞洲司法管轄區，關於預測市場法律身份的基本公共討論尚未形成。要為任何一條路徑爭取立法動能，首先必須建立公開討論過程，並就預測市場的價值形成廣泛社會共識。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預測市場在亞洲仍是陌生概念，也沒有實體主導圍繞預測市場的話語塑造。結果是，連最基本的議題都尚未被討論。

要精確分析預測市場的整體功能，需要正式的公共論壇，例如圍繞上述核心問題的公私圓桌會議，建立這樣一個論壇已是當務之急。

預測市場有明確的益處和風險，但在辯論尚未展開之前就得出制度結論，會是一種忽視核心問題的倉促做法。現在需要的，是尚未發生的建設性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