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縣官的「官債」與幣圈的「上幣」：權力金融化的跨時空真相

作者：danny

也不知道真假，中國大陸這些年的貪腐案爆出來的數字真的是誇張到讓人覺得匪夷所思，離了個大譜。一個縣長動不動就是幾十億的貪污受賄。

呼和浩特經濟技術開發區原黨工委書記李建平，最高人民法院復核確認，他非法佔有國有公司資金14.37億餘元，受賄5.77億餘元，另外挪用公款10.55億餘元。

普通人看到這種案子，大概率會問：一個地方幹部而已，一個開發區而已，哪裡來的十幾億、幾十億給他貪？

確實我們如果拿工資去算，他得從三國時期開始工作，然後不吃不喝才能攢下這些錢。但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一個地方實權職位值多少，跟工資不是一回事。土地、工程、國企資金、貸款、拆遷、牌照、項目審批，這些錢不是他的，可很多都要經過他的桌子。一年工資可能幾十萬，但一張介紹信、一封郵件、一個信息卻可能決定十億、百億的東西往哪裡走。

所以地方權力有點像收費站。收費站自己不用賺一百億，只要每天經過的車值這麼多就可以了。（是不是有點像交易所listing BD了～）

不過這個官場貪腐故事如果只停在這裡，也沒什麼新鮮。真正讓我覺得有意思的，是兩百年前一個晚清縣官留下來的日記。

這個人叫杜鳳治。

杜鳳治的故事講的是另一件事：一個位置只要未來可以產生收入，在人還沒坐上去以前，就會有人替這個位置折算成自由現金流。

李建平這類現代案件告訴我們，一個職位可以控制多大的資金流；杜鳳治則告訴我們，當大家都知道這個位置以後有錢可出，未來的資金流甚至可以在人上任以前，就先拿去貼現。

權力或許還沒兌現，但官途的未來先被金融化了。

一、考中舉人，只是拿到排隊的號碼牌

杜鳳治，字平叔，號垕山，浙江紹興府上虞縣長塘人，1814年出生在浙江紹興，1844年中舉，那一年30歲。我們小時候讀范進中舉，很容易產生一個錯覺，好像鑼鼓一響，第二天就可以去縣衙上班。但真實的清代官場可沒有這麼爽，中舉（成為舉人）只是證明你有資格往上走，什麼時候真的輪到一個位置，可能是很多年後的事了。

杜鳳治後來大致走的是這樣一條路：舉人 → 獲得進入官僚體系的身份 → 大挑、拣選等途徑進入候官池 → 排班等實缺 → 再通過捐納購買更快的銓選次序 → 進入優先隊列 → 還是要等真正的縣缺空出來 → 抽中以後才有官做。

杜鳳治成為舉人之後，一直考不上會試，之後就一直在候補。1855年參加大挑，到了1863年，他幹脆註銷原來的資格，直接借錢加捐插隊，弄了一個加速通道「不論雙單月知縣，兼不積班選用」。花了大價錢終於在1864年編進候選序列後，但是這還沒完。。他還要等。。直到1866年三月，在他同一批的候補裡，排在他前面的因為需要守孝，才輪到他抽到廣東廣寧縣知縣。

從1844年中舉，到1866年拿到實缺，整整22年。人生能有幾個22年？！

這很像今天幣圈項目拿VC的錢。VC就像是功名，你拿到幾個頭部基金，身份先不一樣，交易所比較願意見你，下一輪投資人比較願意談，媒體也多看一眼。可身份不是錢。杜鳳治可以拿功名跟人聊天，不能拿功名買米；項目可以拿十億美元估值上新聞，但交易所上幣還是要等等。

所以融資有時候跟科舉一樣，先讓你進門，進去以後再告訴你：裡面還有一條長長的隊伍。

要插隊？呵呵～

二、朝廷給你官，路費你自己想辦法

1866年，杜鳳治終於拿到廣寧知縣。看連續劇的都懂，這個時候應該張燈結彩，祠堂開正門，總算熬出頭了！但清朝之所以是清朝，就是吏部給你的只是任命書，不包接送。

清朝對這種中下級地方官，不負責安排交通，也不預支赴任路費。從北京怎麼去廣東，家人帶不帶、幕客怎麼請、仆人怎麼養、路上吃住、船錢車錢，全是自己的事。

大清的入職安排：恭喜加入朝廷，工作地點廣東，搬家費請自行處理。

杜鳳治1866年9月離開北京，經天津、上海、香港，十月才到廣州，一路三十多天。到了廣州還不能直接去廣寧，因為省城這一關還得跑。總督、巡撫、布政使、按察使、知府要拜會，衙門裡的幕友、門房（aka 門口保安）、公文人員都要打點。

晚清官場很喜歡講跑關係、談合作，放在今天的web3、幣圈可一點都不輸。當知道你要上某安、某k、某base了，有些打著VC、孵化器的名義，就會屁顛屁顛的跑來要求項目方再上線前按照天使輪的估值拿個x%的token，而且lockup還要按照最優惠的標準。

問題是，杜鳳治沒錢。20幾年都耗在了考試、打零工、等待，又沒有家族的托舉，他該怎麼辦？

於是北京早就發展出一門成熟生意：官債。

三、普通人窮，錢莊不理；準縣長窮，錢莊主動上門

普通人窮，錢莊不予理會；一個馬上去做知縣的人窮，錢莊可謂高高興興引進門。因為普通人今天沒錢，半年後可能還是沒錢；準知縣今天沒錢，半年以後手上有一個縣。

杜鳳治拿到廣東官缺以後一個多月，上門替他介紹官債的人「不下四五十人」。一個窮得連上班路費都不夠的人，突然變成金融市場的熱門客戶。

原因很簡單。債主看的不是杜鳳治今天有多少錢，而是他馬上坐到什麼位置。表面上借錢給的是杜鳳治，心裡面算的是廣寧縣能產出多少油水？

這也是為什麼條件敢開得這麼狠。到了同治五年六月，杜鳳治談成一筆官債：名義借4000兩，實際到手2000兩；後來又借680兩，到手340兩 ------ 什麼砍頭息，對半息看過麼？

今天如果有人跟創業者講：「我借你四百萬，你實際拿兩百萬，不過欠條還是四百萬。」正常人的第一反應應該不是簽字，是先看看對方是不是詐騙集團。

杜鳳治卻得簽。

他已經等了22年，讀書、考試、候補、加捐，時間和錢都放下去了，現在只差去廣東。這個時候你跟債主說利息太貴，債主大概只會說：沒關係，你可以不借，回去繼續等。

融資成本很多時候不是由利率決定，是由你還有沒有別的路決定。

晚清時期，債主怕你到了廣東以後不認帳，還會自己或者派夥計跟著赴任，等到了地方收完錢再回來。所以大清縣太爺上任的隊伍裡，可能有一個人看起來很低調。你以為是師爺，不是；以為是護衛，也不是 ------ 是催債的。

不知道你們還記得某些幣圈的明星項目也出現過類似的情況，某某VC的合夥人躬身入局，加入團隊揚帆起航，現在看起來是不是有點那味兒了？

四、到了廣州，第一輪錢又不夠了

杜鳳治到了廣州，很快發現北京借來的錢還是不夠。各衙門要跑，門包要給，公文有人送，也有雜費。去總督衙門辭行，因為門包沒準備好，門房甚至不肯遞他的手本，最後還得把價錢談好，錢過了，門才開。

於是他在廣州繼續借，又向銀號和私人借了三千多兩。

更有意思的是，廣州銀號為什麼敢繼續借？因為當地人比北京債主更懂廣東的縣。協成乾銀號掌櫃孟裕堂判斷廣寧是個「優缺」，認為一年做得到上萬兩，因此願意繼續借。

這個畫面比官債本身更重要。

杜鳳治還沒坐進廣寧縣衙，廣州銀號老闆已經替這個縣把帳算過了。稅源怎麼樣，商業怎麼樣，這個缺好不好做，一年大概出多少錢，夠不夠還債，人家心裡有數。

杜鳳治看到的是：終於輪到我當官。

債主看到的是：這個位置開始有收入了。

同一件事，兩套估值。

一個人二十多年寒窗苦讀，好不容易看到的是人生理想；金融市場看到他的第一眼，已經把人生理想折算成現金流了。

五、晚清縣衙最麻煩的，是灰色是底色的時候。

今天我們的理解很簡單：政府的錢是政府的錢，官員工資是官員工資，公務走預算。但晚清縣衙可分不清。

州縣辦案、勘驗、緝捕、差役、幕客，都要花錢，可正式財政一定不夠，這點朝廷肯定是知道的，所以在各個方面，比如徵收、規費、罰金等會留有一大片灰色空間。州縣的錢糧徵收，也不是國家派一個公務員收完就結束，而是一整批書吏、差役和地方人員圍著這條流程生活。

所以一個縣為什麼有這麼多錢，不是因為知縣工資特別高，而是稅、司法、商業、牌照、地方治理，一筆一筆都經過這裡。一個節點承擔的功能夠多，圍著節點的人自然都會想辦法從裡面找收入。

這也是為什麼只講「晚清官員道德差」，是沒辦法解釋這件事的。不是說制度有問題就可以替個人開脫，該負責還是要負責。問題是，如果合法收入和合法財政覆蓋不了制度要求你做的事情，而灰色收入又長期被默認拿來填洞，最後公與私一定會黏在一起。

最開始可能是「這件事不這樣搞就辦不下去」，後來變成「大家歷來這樣搞」，再後來才變成「反正大家都拿，我多拿一點有什麼關係」。

腐敗很多時候不是一腳踹門進來的。它先以「方便辦事」的身份坐在角落，但坐久了，就不走了。

如果你細心一點，你可能會驚覺：這不是跟某交易所、DeFi協議的BD（尤其是上幣BD）、xxx拿deal的VC合夥人、某某MM機構的partner等等有點雷同了。事事都要花錢，但是領導給的又少，明面上的帳單肯定不夠cover，有甚者直接是老闆說不要走公帳，那你說這該怎麼辦？

六、杜鳳治上任以後，也不是坐在縣衙等銀子自己送上門

杜鳳治到任廣寧以後，身後欠了這麼大一筆錢，他該怎麼還清這些高利貸？答案：催收

炕上還沒捂熱，杜鳳治就要馬不停蹄地趕往各地，除了是赴任時的官債沒有處理完，一邊是州縣本來就有錢糧徵收任務。他不可能坐在縣衙喝茶，等鄉民哪一天心情好，自己排隊來把欠糧交清。日記和後來的研究都顯示，他會親自下鄉催徵，而且花在催糧上的時間不少。

當時廣東州縣催糧，不是今天寄一封提醒信就算了。縣衙會帶著書吏、差役、行杖人員一起下鄉，地方又大，人口又散，官府自己沒有能力一戶一戶找到，所以一定要借助宗族和地方士紳。誰家欠糧，找不到本人，就找宗族；宗族不動，就找紳士。一個紳士自己可能已經交清了，但只要整個宗族或者鄉里還有欠帳，官府一樣會找他，因為他是官府能夠抓得到、也有能力施壓的那個節點。類比幣圈，當出了問題，交易所就會找做市商、找項目方、找接廣告的KOL，以此類推。

這個邏輯其實很現實。縣衙沒有能力碰到每一個最終付款人，所以一定要靠中間層傳壓力。放到今天幣圈，當然手段完全不同，項目方不會抓人，也不會封祠堂，但組織上的邏輯有一點像：項目本身不可能直接觸達每一個用戶，於是中間就會長出交易所、做市商、社群、渠道、合作夥伴、各種商務人員。項目需要流量、需要資金、需要用戶，這些中間層自然就變得有價值。

七、錢糧收不上來，杜鳳治是真的會封祠堂

《杜鳳治日記》裡面最好看的部分，就是你會看到催糧這件事最後可以搞到什麼程度。一個宗族欠錢糧，杜鳳治會封祠堂。有產業的，也可以封店鋪。宗族裡面真正欠錢的人找不到，就找族裡有頭有臉、抓得到的人來施壓。

這個手段為什麼厲害？因為祠堂不是普通一棟房子，它是整個宗族的公共空間，是祖先、身份、面子全部放在一起的地方。

甚至清代一些地方催糧，會把祖先牌位先扣起來。你可以不怕縣太爺，可整條村的人看著祖宗牌位被官府鎖住，這個事情就很難繼續裝沒發生。放到今天的話，大概就是追債追到你家祖墳。

而且還有株連的玩法。廣寧有過一個姓謝的人，自己名下的錢糧交清了，欠的是祖傳下來的共有產業。問題是兄弟太多，官府一個一個找很麻煩，於是先把壓力放到抓得到的人身上，讓他自己回去找兄弟解決。這個邏輯很簡單：我不是不知道真正欠錢的人很多，我只是先找一個可以執行的人。

杜鳳治在羅定徵糧的時候發現，有些所謂「殷丁」其實窮得像乞丐，你打死他也拿不出錢。他自己在日記裡判斷，與其逼這些窮人，不如「限紳士究比限殷丁有拿搦」------說白了，找有錢的人還錢才是王道。

這件事很值得記住。因為所有硬指標最後都會尋找一個可以執行的人。縣衙上面有人催，縣衙就往下面找；下面太散，就找士紳；士紳再往宗族裡面壓。壓力不會消失，只會一層一層往下傳。

而在幣圈？交易所能找誰？

到了後來，杜鳳治催糧的辦法更直接。欠糧的人躲起來，官府會找家裡人，甚至拿家屬施壓；有時候封屋，有時候威脅拆燒住宅，也會禁止欠糧戶演戲酬神、收割晚稻，逼他們先把錢糧處理掉。

錢糧徵收本來就是州縣官的硬任務，交不上會影響考成；廣東地方治理本身也複雜。杜鳳治的私人債務、第一次做官的虧累、家庭開支、官場費用，再加上朝廷給他的公務要求，全部疊在一起，才形成那個狀態：公家的帳要錢，私人的帳也要錢，上面最後只問你交出來多少。

所以杜鳳治會越來越「勤奮」。

這個勤奮不是雞湯裡面的那種努力奮鬥，而是利息在屁股後面追著跑的窘迫。

八、所以項目方會開始想盡辦法，把未來收割

杜鳳治面對錢糧壓力，可以下鄉催、封祠堂、壓士紳、找宗族，因為封建時代的人跑不了，祠堂就在那里，而且杜有行（暴）政（力）力量作為後盾。

那些負債累累的項目方呢？要知道資產負債表給人的壓力是相通的。項目要把交易量做起來，要增加流動性，要上更多平台，要搞積分、質押、空投、生態激勵，要不斷找新的使用場景。做得好的，這叫把融資真正變成產品、用戶和收入；做得差一點，就開始用補貼買數據；再差一點，產品不行，最後只剩故事、價格和金融工程。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有些項目一融完大錢，就進入一種停不下來的狀態。上一輪講基礎設施，下一輪開始講生態；生態沒起來，再講消費；消費不行，碰到人工智能熱，就再加人工智能；過幾個月市場熱點變了，又要換一個故事。不是每一次轉向都是詐騙，創業本來就會調整，但你要知道，後面一直有一張帳在追。

一個完全沒融資的小項目可以說，做不出來就算了。一個融了幾千萬、前面站著幾十家基金、養著一大隊人、代幣都準備上市的項目，說「算了不做了」，哪能這麼簡單。。。

怎麼辦呢？項目方只能找到各路大神，不管是做市商、社區、喊單人、拉盤方、莊家通過各種金融工程來收割市場上不明所以的流動性來回血、還債。

杜鳳治自己後來在仕途低潮的時候也抱怨過，債務、虧累、家庭壓力全部在身上，如果有退路，他寧願有幾百畝田，也不想繼續幹這個「九幽十八地獄」的營生。這個心態放到今天，很多創業者應該看得懂：每天半夜還在線，不一定都是熱愛，有時候只是走到這裡了，真的回不了頭。

這在清朝可謂是人盡皆知之事，但還是架不住前仆後繼的年輕人考取功名，因為大家都覺杜風治一介布衣，雖然熬白了少年頭，但終究還是上岸了，人活一輩子，只能要出頭，拿到大結果，做什麼都行。

科舉最厲害的地方，不是它真的平等，而是它讓整個社會相信，至少還有一條向上的路。哪怕這條路要讀二十年、等二十年、借高利貸、找關係，還是有人願意擠進去。因為對很多人來說，最可怕的不是這條路貴，而是除了這條路，根本沒有其他路可選。

後記

最後，再給大家介紹一個人，杜聯，字耀川，號蓮衢，浙江上虞人，翰林出身，後來做到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官階從二品，同治年間出任廣東學政（學政就是欽差，在省裡的地位很高，僅次於將軍、督撫，在布政使、按察使之上）

他是誰呢？他是杜風治「遠房族侄」（同宗遠親），按宗族輩分，杜聯反而比杜鳳治晚一輩，只是杜聯年紀比杜鳳治還大十多歲。杜鳳治年輕時曾在杜聯門下讀書，兩人在北京候補期間關係很深，杜鳳治日記裡尊稱他為「蓮翁」。

說一個故事：

後來廣寧「鬧考」。杜鳳治跟當地士紳鬧翻，事情一度搞到可能影響他的烏紗帽。他趕緊把事情告訴當時的廣東學政杜聯。杜聯不只安慰他問題不大，還親自給署理布政使寫信，幫他疏通。最後杜鳳治居然沒有被撤職。雖然廣寧待不下去了，卻在杜聯的「建議」和「安排」下，被調去四會繼續做知縣。